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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冠起源自实验室?Cell:大流行病毒无需预适应人类,自然溢出才是常态 [打印本页]

作者: yinfuhua    时间: 前天 23:27     标题: 新冠起源自实验室?Cell:大流行病毒无需预适应人类,自然溢出才是常态

新冠起源自实验室?Cell:大流行病毒无需预适应人类,自然溢出才是常态& d9 V) Q0 E) q2 u, w
来源:生物谷原创 2026-03-17 14:12
- J; f7 ]5 w0 ]& k绝大多数人畜共患病毒在感染人类之前,并未表现出任何特殊的进化适应痕迹,其选择压力与在动物宿主中常规循环时完全一致。
. S5 e8 e: o% ?% _: N# T" p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在《Cell》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彻底挑战了一个长期主导病毒学领域的核心假设——动物病毒必须先经过复杂的进化适应,才能跨物种溢出到人类并引发流行病或大流行。
% W+ I0 y. }/ @7 X/ T9 |& `通过整合系统发育分析与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研究人员对甲型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猴痘病毒、SARS-CoV 以及 SARS-CoV-2 等多个病毒家族的流行毒株展开系统性研究,最终得出颠覆性结论:绝大多数人畜共患病毒在感染人类之前,并未表现出任何特殊的进化适应痕迹,其选择压力与在动物宿主中常规循环时完全一致。4 F; d8 @3 ^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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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 o7 {8 f$ w“这项研究直接回应了围绕 COVID-19 起源的持续争议。” 资深作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医学教授 Joel Wertheim 博士强调,“从进化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 SARS-CoV-2 在出现前曾经过实验室选择,或是在中间宿主中经历了长期进化。这种‘适应信号缺失’的模式,恰恰是自然溢出事件的典型特征,也为那些声称病毒源自实验室操作的理论再添一枚棺材钉。”
4 c( s1 M& M; B长期以来,主流的人畜共患病模型普遍认为,病毒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持续传播,必须先在动物宿主、中间宿主中,或是在最初的零星人类感染中积累适应性突变,比如优化受体结合能力、提升在人类细胞中的复制效率等。
2 j- e) _/ V4 c+ f$ I0 [* q为验证这一假设,研究团队搭建了基于RELAX 进化分析框架的基因组检测平台,通过量化病毒基因组中非同义突变(dN)与同义突变(dS)的比值(ω 值),精准判断自然选择强度的变化:ω<1 代表净化选择(剔除有害突变),ω>1 代表正向选择(保留有利突变),ω≈1 则代表中性进化。更重要的是,研究团队还扩展了这一框架,使其能够应对病毒重组、重配等可能干扰选择信号推断的复杂情况,大幅提升了分析的准确性。  i; M& ~; k% A- ?( u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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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特别聚焦于病毒 “溢出前” 的进化阶段,即从动物宿主毒株到人类流行毒株的共同祖先(MRCA)之间的进化分支,任何显著的预适应都应在这段分支上留下可检测的选择信号。然而,在对多种病毒的分析中,他们发现了惊人的一致性:无论是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病毒、2013-2016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2004-2005 年安哥拉马尔堡病毒,还是 2022 年猴痘病毒疫情的毒株,其溢出前的选择模式与在动物宿主中几乎没有差异,不存在所谓的 “预适应” 进化信号。唯一的例外是 SARS-CoV,研究发现它在果子狸这一中间宿主中传播时,选择压力出现了显著放松(K=0.65,p<0.01),但这种适应并非发生在蝙蝠宿主中,而是跨物种进入中间宿主后的短期调整。' E% n( z% R5 t& x& U7 n
与溢出前的 “平静”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有病毒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持续传播后,均迅速出现了可检测的选择变化:2009 年 H1N1 流感病毒在人类中传播 1 年内,选择压力显著放松(K=0.82,p<0.01);西非埃博拉病毒在持续人际传播 18 个月后,选择模式发生明显改变(K=0.41,p<0.01);SARS-CoV-2 在人类中传播仅 3 个月,就出现了与蝙蝠宿主中截然不同的选择信号(K=0.69,p<0.01)。这些结果清晰表明,病毒对人类的 “适应” 并非发生在溢出前,而是在感染人类后,为应对人类免疫系统、细胞环境等新压力而启动的 “即时进化”。
3 S- {! J. j/ Y, Y“从流行病学视角来看,我们的发现颠覆了‘大流行病毒在到达人类前就已进化得特殊’的固有认知。”Wertheim 解释道,“许多动物病毒本身就具备感染人类并传播的基本能力,无需在动物体内进行罕见且精密的适应性改造。真正关键的因素,是人类与各类动物病毒的接触频率和强度——当足够多的病毒机会性地进入人类群体,其中自然会有一部分因偶然具备合适的传播特性,而引发大规模疫情。”, F+ }$ g  {/ J' a
为验证研究方法的可靠性,研究团队以 “实验室传代病毒” 为阳性对照,发现这类病毒会呈现出特征性的选择信号——选择压力显著放松(ω 值更接近 1),这与自然传播的病毒形成鲜明区别。这一对照实验在解析 1977 年甲型 H1N1 流感病毒的 “复活之谜” 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记录显示,该病毒在消失 20 年后突然重现,且基因序列与 1950 年代的毒株高度相似,自然进化难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的分析证实,1977 年 H1N1 毒株的选择模式与实验室传代病毒、减毒活疫苗毒株完全一致(K=0.71,p=0.043),且具备温度敏感性(在低于人体体温的环境中复制更高效)——这正是实验室通过传代制备减毒疫苗的典型特征。“1977 年的流感案例比 COVID-19 的发现更具说服力。”Wertheim 指出,“我们的结果为长期以来的猜测提供了分子证据:这次大流行很可能源自一次实验室事故,大概率与失败的疫苗试验相关。”
& R' v, F* `! k8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团队对 SARS-CoV-2 的分析还揭示了一个关键细节:尽管有证据表明它可能曾在中间宿主中短暂传播,但传播时间极短,并未留下可检测的适应信号(K=1.1,p=0.23)。这意味着,即便存在中间宿主,其在病毒跨物种溢出过程中也未起到 “进化跳板” 的作用,病毒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更可能是直接且偶然的。
; o, m; M% M3 ]8 e5 |' C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厘清了病毒跨物种传播的进化规律,更在于建立了一套 “自然溢出 vs 实验室操作” 的基因组鉴别基准。“这并不意味着实验室事故不会发生。”Wertheim 强调,“但如果一种病毒在爆发前曾在实验室中广泛传代,其进化记录中必然会留下特征性的选择信号,而在我们研究过的几乎所有大流行病毒中,这种信号都完全不存在。”2 M& s$ V8 \5 d! b
展望未来,这套精准的基因组分析框架有望成为疫情溯源、病毒监测和大流行防范的核心工具。通过快速判断新发病毒的选择模式,科学家可以在疫情早期就区分其源自自然溢出还是人工干预,从而更高效地制定防控策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理解过去,更是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Wertheim 总结道,“通过阐明大流行的真正起源机制,我们可以将公共卫生资源集中到最关键的领域——加强动物宿主监测、减少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密切接触、提升早期预警能力,从源头阻断病毒的自然溢出。”(生物谷Bioon.com)4 I" {$ F  a: Z( p
参考文献:
: G  a+ H! M) x; j/ Y& c  ^4 d5 BJennifer L. Havens et al, Dynamics of natural selection preceding human viral epidemics and pandemics, Cell (2026). DOI: 10.1016/j.cell.2026.02.006.2 H2 k  h6 q4 k) t5 ?2 Z. ^8 o7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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