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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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怀疑当今医药技术的先进程度。
( ~: K  G" w. X" V        19世纪80年代，巴斯德发明狂犬病毒疫苗和霍乱疫苗，为人类找到了抵御疾病的“坚盾”。3 [4 c& n0 F8 u9 q- t$ F5 l5 T
      1929年，英国科学家费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人类从此拥有了主动对抗细菌感染、传染性疾病的强力武器。
. z; C5 p* k: a4 w. {& n4 ]       到了20世纪末，随着生物学的进步，学科间的交叉，更多的先进技术和仪器被用于医学领域：基因检测、核磁共振、激光手术刀、心脏搭桥……医生手中的武器极大丰富，很多疾病已被征服。
; r) u& B. J; |      然而，表面上的辉煌，并不能掩盖医学背后的尴尬。遗传病、癌症等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亨廷顿病等因年龄增大而出现的神经退行性疾病，HIV、HBV、HCV等病毒性疾病，还有器官移植中的免疫排斥，这些疾病仍是“顽石一块”，相关研究进展缓慢，甚至连疾病成因都还未彻底弄清楚，更别说治疗——他们是当代人类医学面临的一个绕不过去的瓶颈。$ D% S9 |5 w  r6 k  V$ s6 |9 U
      但科学家并不是没在寻找变革的“种子”，以求来打破这个瓶颈。在《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美国科学家科恩认为，一场完整的科学革命应有智力革命（个人或一个科学家团队在实验室在作出的最初发现）、书面上的革命（科学家表述新方法、新概念、新理论）、纸面上的革命（新成果的传播）和科学革命（足够多的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认同新成果，并将革命的新方法运用于科学研究中去）构成。
" O8 T8 F7 W% a2 `& c     遗憾的是，科学家想过的很多方法都未能完成这四个阶段，而成为“流产的革命”。在科学领域，诞生过很多未证实的“重大突破”，这些突破常常点燃不应有的希望，而这些希望的不断破灭也让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备受煎熬，成为“流产革命”的牺牲品。* C4 ~/ [- f6 M1 D' ^6 K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年，生命科学领域就诞生了两颗极具光彩的变革“种子”，一是肿瘤干细胞理论，二是iPS细胞理论。但几年时间未过，这两粒变革科学的种子看来并未发芽和长出枝条，很可能仍然是两场“流产的革命”。时间是最真的真理，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这两粒科学的种子能否真正造福人类。大家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