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非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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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绊住了中国科学前进的脚步6 @+ d- a* O6 I9 W, o% P

8 z7 s5 m3 i% M9 f) P     学以致用，这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导，听起来也是不言自明之理。学必致用，恐怕更是儒家思想传统的一部分，把学问变成经世致用之学，事实上实用精神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去。例如理学各家对于知与行的辩论，首先是讲“知行合一”，然后是程朱讲“知先行后”，后来王阳明要求知行并进。
- u! [$ K0 b# d% g- e+ h      刨根揭底问一句：究竟为什么必须“行其所知”？对此我们几乎无从质疑。个中原因，是中国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知行若可分离，思索不必济世，作为读书人，人格已破产。学与用若可以分离，学者就错用特权，忘记为国家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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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翻阅西方的科学史，学术却不是一定为了有用。据说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柏拉图：你的学问有什么用？柏拉图给他钱，叫他离开学院。另外在电刚发明时，也有人问拉瓦锡：“电有什么用？”，拉瓦锡回答：“婴儿有什么用”
, W! `+ h+ n6 U1 m; T% O5 \+ T       其实翻阅历史，可以发现——真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往往是那些不切实际、无关功利的学术理论：数学如此、物理如此、哲学也如此。需要固然是发现和发明之母，但好奇心，却是求知更重要、更持久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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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好奇心能让研究者不满意发现，而作抽象的普遍规律的思考。对现象后面的底蕴的兴趣，能促动人寻找适用任何场合的普遍规律。
( ~  H# P7 ]( G0 a# ~2 j       拒绝抽象的习惯，却植根于实用精神：使中国思想满足于意义的在场性，不去作普遍化的追寻。对于思索，不能以有无实用价值论之。抽象的结果，有可能开拓出新的理论体系，哪怕即使是思想游戏，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