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非功利性（ZT）

marrowstem

      上述三位科学巨人的际遇展示了真理探求者独特的生命逻辑：他们所受的委屈是为真理而付出的成本。他们选择注定不会得到功利性回报的基础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是有强烈自觉的；他们都有明确的信仰，怀着无私的奉献精神，而不计个人的得失。这种价值观念是他们勇于为真理献身的思想基础。+ v: b0 @$ N" t9 e. t6 I& p& q2 d
      伽罗华曾为坚持共和主义的理想两次坐牢，他大无畏地宣告：“假如为了唤起人民而需要死亡，我愿意牺牲自己。”他的这种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使他无视权威的轻蔑打压，像他自己说的，敢于“勇往直前”，而如其作品集的编者爱米儿•皮卡尔所说，始终抱有“与日俱增的优越感”和“无拘无束的自豪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遗书中自信地表示：“在这以后，我希望有些人将会发现这堆东西注释出来对他们是有益的。”

zjpjcsc

我觉得人要做科研，不能没有追求没有梦想，一个梦想，其实就是功利的体现，企求外界对自己的肯定，又何尝不能算是一种功利的表现，只不过现在功利这个词多用于贬义，多以利益为主体。一个人追求功名又何尝不可，但过分追求利益就不对了。抱着一颗为世间造福的心，加上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肯定能成功。

marrowstem

        麦克斯韦一生谦虚、缄默、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他有敏锐的技术眼光，他曾应召觐见女王，向她解释真空和克鲁克斯辐射计的实用价值。但麦克斯韦和法拉第一样，从未想过使自己的成果产业化而谋利，如I•托尔斯泰所说：“他们很了解他们的工作在实践上的可能性———他们能做却偏偏不做。”  
% n7 V) o4 N% p4 \6 V/ n        法拉第有句自我明志的名言：“应用是一个什么孩子？”麦克斯韦特别崇敬法拉第的这种人生态度，在悼念法拉第的文章中敬仰地说：“他那质朴淡泊的高尚生命，如同那些因他的名字而永垂不朽的发现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给普遍自然规律的探求，明知这样做会被边缘化，终生与富贵荣华无缘，却心甘情愿做出这样的选择。在出任生平最后一个公职———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的就职演说中，麦克斯韦袒露心扉：“我很高兴回到那些杰出人士的行列中，他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通过对高尚目标的渴求，超越惊涛骇浪升腾到晴朗的天空，那里既没有对意见的歪曲，也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达，而是一种思想和另一种思想的紧密联接，在这一点上两条道路都毗连着真理。”

xiaoheilong

世间行乐亦如此，过来万事东流水

marrowstem

         孟德尔为了科学事业放弃了婚姻，遁入修道院成为一名神父，由于生性不适合传教，人在修道院，却借为修道院募捐的名义，到中学任代课教师。孟德尔曾两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均因缺乏正规科学训练而被考官否定，始终未能成为正式教师。他曾被选为修道院院长，但终其一生反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在政治上左右碰壁，晚年生活十分苦恼。乐天派的孟德尔却对这些外在生活的坎坷视若浮云。他知道作为一个教士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艰巨性，说：“需要勇气花气力做大量实验，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才能最终解决重要问题。”1 x" b$ ?3 J2 g4 C$ `! _7 |
           孟德尔试过34种不同的豌豆，安排了7个实验：第一个用15株授粉60次，第二个用10株授粉58次，第三个用10株授粉35次，第四个用10株授粉40次，第五个用5株授粉23次，第六个用10株授粉34次，第七个用10株授粉37次。这样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所得成果却投送乏门，无人问津，如果不是有献身真理的坚强信念，谁会做出这样的牺牲呢？孟德尔坚信自己叩开了真理之门。当他罹患肾炎，生命垂危之际，得知发现两性细胞成熟时染色体减半的消息（这是孟德尔遗传理论的有力证明），孟德尔满怀信心地对朋友说；“看吧，我的时代到来了！”   
9 o  J# Z; N  E' q' t  i3 f/ y/ w            马克思把为正义事业献身的自由智力和为一己私利盘算的功利智力区分开来。科学创造的先决条件是自由的智力，即爱因斯坦所说的“内心的自由”。被名缰利索束缚住的心灵是不自由的，这样的人没有求真所必须的客观态度，或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或唯利是图，曲学阿世，岂能如伽罗华、麦克斯韦、孟德尔那样，为了真理的事业，坚忍不拔，甘愿终生受尽委屈？我们当然不是一般地反对科学服务于社会利益，但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其成果不可能立即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为此，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必须耐得住寂寞，而不能成为食利主义者。基础研究是长期、艰苦的思维劳作，而按照法拉第定则，它很难迅即得到社会承认。7 w) q2 a) {5 b. V1 N
          我曾对1905年到2005年100年间的172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做了统计研究，发现他们做出成果的日期和他们获奖日期的间隔平均为17年，其中当年获奖者仅1人，10年以上获奖者为122人，占总数的70.92%，20年以上的获奖者77人，占总数的44.18%；有12人获奖周期超过40年，有4人则整整等了半个世纪。美国学者基彻尔（Philip Kitcher）提出了“良序科学”（Well-Ordered Science）的概念，认为科学是二元的结构：一元是指向客观真理，一元是指向公私利益，要寻求二者的优化结合。但是，这种结合的基础是对真理的认识，舍此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总要有一些人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蒙受委屈，为真理而献身。

marrowstem

          有报道说，去年中国的技术专利已经高居世界第一，而科学论文总量也很快就将位列世界首位。但伴随着数量迅猛增长欢呼声的却是国人挥之不去的创新焦虑：这就是没有大师和缺乏创新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V( T& \2 S) O* N" i" w5 R
        一个问号时时折磨着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这挑战了我们的战略理念、体制机制和路径选择。其实，与其为此痛心疾首，倒不如想一想：当市场经济原则使大学院所异化为名利场的时候，当价值规律左右一切而把科学研究异化为交易所的时候，哪里还会有舍生忘死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科学高峰的志士仁人呢？被誉为当代仓颉的已故院士王选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只要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成他的话。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我们今天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受得委屈，求得真理，这个悖论拷问着我们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