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变得什么人都可以来做科研，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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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不适合搞科研（科学网徐坚） * q0 M. ^/ P' ~* C

# A- B) ?, u6 a- x来源： 张立久的日志
! _; w) E2 P( i, f前些日子，在所里的院子散步，遇到了刚刚在此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留学生D。闲聊中问起他下一步有何打算？回美国？还是继续留在中国？想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他告诉我，他打算返回美国，他不喜欢做研究，想去找一个地方性的小大学（community college）（就是那种非“研究型”的大学）去教书，他更喜欢去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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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G, x" u/ H! Q/ R' k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经历博士学习之前，对于做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可能有所了解的。很可能会被某些观念（或者宣传）所误导。而当历经数年寒窗苦、读完了博士，对所谓的“科研”有所了解之后，或许发现自己压根儿就不喜欢搞什么鬼“科研”，也未见得适合于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注意，“科研”这个词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口语简称，但现在好像是已经被误用、滥用了，什么事儿都打上了“科研”的旗号，披上了“科研”的外衣。）; d" M, i7 }/ ^. `* K

2 n+ T8 b$ c5 ^. _4 y9 \/ U俗话说，“男人就怕选错行，女人就怕嫁错郎”。（当然，时代不同了，嫁错郎者离了便是，选错行者“大不了从头再来”）。人生苦短，早些发现自己不适合干哪一行绝对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应该是越早越好。晚了则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笔者寡闻少见，不敢说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于从事“科研”，但somehow总觉得好像是有些人不见得适合一辈子去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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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6 n; ~; {9 E) a（1）一心想挣大钱、渴望尽快致富的人，还是别去做科研的好。有些人受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传统观念的误导，误以为念书多了就理所当然地会荣华富贵。其实，即便是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吃科研这碗饭的人，大多数也就是中产阶级水平。其收入仍然会不如经商、公务员和在企业公司里的白领。日本的一位教授就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在日本）Professor is nothing”。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曾经对我说，做教授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金钱。即便是你含辛茹苦地拼搏到了正教授的位置，跳出圈子一看，在你的同龄人中，比你收入多的人肯定不会在少数。而真正能够将科研成果商品化、通过科研来致富的人恐怕还是凤毛麟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坦荡地追求财富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6 p* L2 i9 l7 {6 D$ ?5 G! w

! n  a" g% ]6 u' n& M5 w8 b（2）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屁股坐不住板凳的人，不适合做科研。科学研究很显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国外的教授在获得终身永久位置之前，许多人周末都要去加班工作。做研究自然是少不了冥思苦想，所以夜不能寐是常有的事儿。做学问除了“学海无涯苦作舟”之外，好像也不应该有什么捷径可言。卡尔-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从来就没有什么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那崎岖小路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晓得这段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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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9 N/ q, h（3）智力平平、缺乏创造力的人，做科研会很累。想象力和理解力是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科学的圈子里可谓精英荟萃，山外有山，高智商的人比比皆是，智力的竞争激烈而残酷。科学研究的核心事件是要创新，是智力打拼，而且是没完没了。如果只是会follow别人，连起码的、举一反三的能力都没有，或许去干别的行当会更轻松愉快些，活得悠哉些。, x3 B- B( s9 d7 X( h* e* I

5 p& c' f9 M& T+ W" f# F0 e（4） 对科学发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兴趣的人，还是不做科研的好。科研活动的本质是探索未知世界，弄清楚其中的奥妙。如果没有好奇心驱使，仅是靠来自于外界的压力，很难保持长久不衰的动力，这显然也是非人性化的。记得曾经有位外国（学医的）科学家，博士毕业后先是去了医院工作。几年以后，他便觉得很无聊，因为每天的工作周而复始地重复，没有新意，让他感到乏味和不够刺激。后来，还是回到了大学去做研究（当然，可能收入会被打了折）。人的好奇心能够得到满足是很快乐的，但那或许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4 ?7 c2 r% m4 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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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认识的（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中，有的毕业后选择了去做技术工作，有的去了工业界和公司。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他们选择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而没有走入不利于自己事业成功的误区。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变得什么人都可以来做科研，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8 X/ N& [' n- Z. }+ e) |7 p3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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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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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d/ f; A$ p* B! ]  s% U; ?$ y  g8 u转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54539f0100mg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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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 V' A8 U6 V0 b% x* ^5 G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偶们这犄角旮旯，想消费都难，就别提权益保护了。不过好歹也算个节日吧，盘算着怎么偷会儿懒，恰巧听说下午孟安明要来作报告，那就去听吧，一下午不用做实验呀，而且发育生物学还是很光明的，斑马鱼也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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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会场，瞟了一眼师兄占的座，真是坐也不是（前面就是某人），不坐也不是（师兄的面子总得给）。一咬牙，我可以无视的，强颜欢笑在师兄旁边坐下。事实证明，我又错了，时间还不够长，太多事情难以释怀，不是改个space的名字就可以真的忘记。孟安明在上面讲的天花乱坠，原本就懂得不多，再加上心猿意马，这个3.15算是毁了。报告刚一结束，站起来扭头就打算走，可惜动作不够快，还是打了个照面。只是瞬间，却足够尴尬了，如果当初能预见到这一天，真不知我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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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3 G' m! v8 p晕晕乎乎回到实验室，正撞上老板。老板仿佛兴致很高，开口就问："怎么样，听了报告有什么启发？"启发？报告就没听进去！"啊~~~报告很精彩，回去慢慢回味，慢慢启发……"这话我自己听了都想给自己一巴掌。老板又转向师兄："你呢？"师兄一脸茫然。老板脸上闪过一丝杀机："来我办公室talk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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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2 W( Y  U6 w0 F+ E. v……Talking……省略老板发彪语，大意就是孟安明的science跟我们在做的差不多，我们已经有了哪些数据，还应该照着做什么云云，一说到science，老板简直两眼冒光："Science三四幅图就够了，我们已经有一幅了，你们回去把孟安明的science下回来好好看看，参考一下，跟我们的很像嘛！要work hard！快的话，两三个月就能发文章了！"3 I+ X! D$ x* c9 J3 _+ j

+ W1 v) m8 Z4 I5 p唉，万恶的文章呀，我看老板已经快被逼疯了，想science都想成这样了，genetics表型都还没确定，就已经想当然分子机制一定是怎么样了，生化细胞实验设计了一大堆，春节回来短短几周，idea新出了一大堆，每个idea我都要新做无数个克隆。有时候坐在试验台前发呆，傻傻的想，我是在做本科毕业论文吗？好像再简单添点东西，我都可以直接博士毕业了。（又在YY，天亮了！该醒醒了！）总感觉科研，不是什么人都做得来的，至少老板不适合。上学期辛辛苦苦按老板指示准备做Y2H，结果开super group的时候，张宏（NIBS一牛人，很赞）说我们在做的应该是一种弱相互作用，Y2H筛不出来，于是改做全基因组RNAi，现在每天筛得不亦乐乎，10000+基因，一天筛40~50，看显微镜看到眼疼。这学期又是一天一个主意，昨天要做in vitro ubiquitination assay， 今天又要做mammalian cell CoIP，晚上又来告诉你要做pull down，现在好了，看了孟安明的工作，又要做mammalian cell localization……唉，抱怨就这么多吧，谁让人家是老板。继续挑我的虫子，做我的克隆，期待有一天能把海一般的克隆做完，好把前面这些实验玩一遍，也不枉来这个实验室走一遭了。3 Y0 ^1 s. A' q/ C# d/ d4 b

# t2 j. U/ U1 c. \9 Y不过话说回来，好像我自己也不是个适合做科研的人，脑袋里整天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堆成堆的文献不看，跑到网上灌水倒很high，时不时还搞成很郁闷的样子，用keeyang的话说："你们这些80后呀，就是琼瑶小说、言情电视看得太多了！"其实我挺冤枉的，我看得还真不多，至少我觉得不多。又扯远了，我这个不适合作科研的人，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真的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忽然想起摇光以前说过做外卖，貌似现在中科院食堂相当的糟糕，没准毕业搞个外卖啥的还真不错，恩，暑假先回家跟老妈学做菜去！现在，还是先去pcr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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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军: 中国学术界之众生相
7 S& r+ R& [  g  G1 y& zhttp://www.netbig.com  2011年10月31日 * n1 b7 P/ a0 B5 Z# \
我要投稿核心提示：可以简单地把科研人员分为三类：热爱而且有能力，不热爱但有能力，不热爱也没有能力。/ M: g  e) @  n, j/ |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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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热门话题是关于大学教授任用的TK制度，这个问题应该涉及到我们科研人才队伍的整体情况分析。相对来讲，我国的学术水平距离西方欧美国家有巨大差距，大家一般在议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比较重视科研体制的问题，当然科研体制，评价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作为科研学术的真正主体，从事科研一线工作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从我多年从事科研的体会和接触到的学者来看，中国学术界有几类人需要我们认真分析。这里作为一个引子，希望大家能修改补充。我觉得如果从能力和爱好的角度，可以简单地把科研人员分为三类：热爱而且有能力，不热爱但有能力，不热爱也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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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q; S# B- A3 D# G+ d一、热爱且有科研能力的人- p1 y6 J/ p& X) [- D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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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可以说代表中国学术的未来，就想革命年代的坚定的革命者，中国高水平的研究目前只能依靠这类人。有能力可 做好科研，有兴趣可长期持续做科研。这些人又可以分成2类。一类是天然形成的，这些人有思路，并在科研的道路上不停地学习提高，这类学者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和名利，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但中国学术的希望又不能寄托给他们，这些人虽然有满腔的热情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但他们缺乏中国特殊的学术社会规范。什么时候这些人能受到真的重视和重用，中国的学术才真的有希望。二是后天产生，这类在中国是比较多的，许多优秀的知名学者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开始或者早期并没有对科学的热爱，只是按照干一行爱一行的自我价值观的诱导，在干的过程中获得比较大的成绩，获得比较多的认可，他们有水平，有经费，有地位，有影响，这些外在的因素反过来有促使他们对科研的爱好，形成更大的动力。这些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真具有影响力的一类学者。但是，这些人由于缺乏第一类人的天然革命热情，一旦遇到外界的压力或诱惑，如自己或学生发生学术腐败被冷落，被提拔为大领导等，他们对学术的热情就会迅速冷却。$ V0 y' j) \3 b1 I$ F" m7 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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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7 [6 @- Q/ G! D5 D二、热爱科研但没有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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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在中国学术领域中也有很大比例，其中比较多的是那些从小就有做科学家的愿望，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基本的正确的科研训练，如果不幸走到一个死胡同，会成为学术领域的一群另类，他们整天对传统的学术或者对公认的理论进行大胆质疑，过去这些人的声音很小，因为他们的观点往往无法在正统的学术平台上获得发表和认可，整天处于一种“生不逢时”，成为一类可爱的民科。当然这些人也不乏一些真正的科学高人，但毕竟比例非常小，往往产生不了大的影响。另一类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学术界的人，他们热爱科学，但是由于我国在过去的科研学术与国际上的脱轨和落后，他们的老师们本身都是一些被动进入学术领域的导师，除非自己的悟性超高，往往缺乏基本的科研能力，至少在一些方面有很大缺陷。例如，不明白什么是科学问题。长期对一些自认为科学问题的非科学问题付出艰辛，长期下来的结果是对自己的科研能力要么是盲目自信，要么是完全不自信。往往连一篇象样的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论文都拿不出。不过由于国内的学术期刊对真的学术价值并不看重，往往看重的是撰写格式，科研的空泛的设计，不讲究科学性和创新性。有不少这类学者论文都是踏实的跟踪国际低水平的研究。因为这些学者连跟踪国际高水平研究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跟着那些国际上的科研混子混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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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热爱科研也没有能力的人0 H9 X, o2 @! E"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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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感觉，这类人在中国的学术领域是最多的，至少有80%以上。这些人的情况比较多，一是那些把科研作为生活，但从不认真做工作，把科研工作作为负担，只是为了生活而去做这份工作。最近10年，中国学术领域进来大量不应该作学术的人，例如本来可以专心于教学的一些普通高校，本来应该专心于个人的技术而非科研的大部分医生等许多所谓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类人最适合的工作不是做科学家，可能做技术人员更合适，不要用论文和科研项目来评价他们，否则就必然会出现大量被逼迫的科研人员。他们是无辜的，甚至可以说是受害的，因为能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不太容易，为了保住自己的“伪科研”工作饭碗，这些人被动地从事科研工作，效率和创新意识都很低，中国的科研水平，特别是整体平均水平，主要是决定这类人的比例。由于这类人的比例过大，导致我们的学术整体水平，学术文化和氛围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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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科研人才政策应该是发现和扶持那些有能力而且热爱科研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带动科研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和基础，其次是吸引大量虽然不热爱但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是科研工作的群众基础，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更多有能力而且热爱科研的人，尽量避免鼓励和变相鼓励那些没有真正爱好也没有任何科研能力的人混在科研学术领域。我们现在科研人才的矛盾是，科研队伍非常庞大，但科研精英和科研中间队伍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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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L& ~( V) b; r4 Y5 m- u孙学军：曲阜师范大学(主页)教授、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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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李侠：职业化科研要超越谋生的单一境界 [日期：2011-11-04]   
4 Z* {4 x0 B8 `% ^8 _: Y' w4 z原文链接：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 ... t_131023.htm?div=-1& r$ x4 H2 T5 s5 Y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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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王晓东教授接受人民日报访谈，谈及当下中国科研体制存在的问题。对于其中很多观点，笔者很赞同。尤其认为科研作为一种职业，目的不仅仅是谋生。在笔者看来，职业的境界有三个层次：谋生、事业和源于内在召唤的使命感。科学也不外乎如此。) V9 C; j/ x2 u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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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提出的说法，人的活动主要分为三种：劳动、工作与行动，每一种活动都指涉了人类的不同存在状态。笔者愿意把这个三分法做一些拓展：劳动，体现了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生存本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养家糊口的本能；工作，体现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交往或实践本能；而行动，则是人类活动中唯一不需要中介的理想性活动，换言之，行动体现了人类的超越本能。1 e- t) ~3 m% D; o5 N! ~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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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简单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科研活动的性质与条件，自近代科学建制化以来，从事科研日益成为一种职业。这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事业在近代的发展；另一方面，科研不再是少数有钱、有闲之人的消遣活动，而成了很多人借以谋生的职业。而职业的一个最基本职能就是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科研为职业与一个汽车修理工或者厨师等职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上为何还给从事科研的人如此高的声誉呢？这与从事科研工作需要较高的准入门槛有关：要想从事科研，除了个人天赋外，尚需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积攒一定的学术资本，还要接受多年的职业操守的规训，再加上科技给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日益为公众所了解，公众对于从事科研的人的认同感与期望值也一同快速升高，甚至会出现期望值过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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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即去除神秘的世界，这是科技普及化的结果。这种趋势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以科研为职业的人也必然要经历这种去掉光环的转变，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导致科研的神秘感日益丧失，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通的职业，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马克斯·韦伯在后期的著名演讲《学术与政治》中的要求来做一个相应拓展，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职业的境界可以分为三种：首先，职业作为谋生手段，它完全是私人领域内的活动，应该遵循诚实劳动的伦理要求；其次，职业上升为一种志业（事业），它是社会领域内的活动，应该遵循专业化的伦理要求；第三，职业作为一种召唤，它是公共领域内的活动，应该遵循乌托邦的超越原则，即恪守信念伦理。职业的伦理要求是从责任伦理到信念伦理的提升过程。于是我们不难发现，科技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是要把科研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这是职业的基本功能，无可厚非；当人们越过生计阶段，就会开始把科研活动作为一种事业，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专业化的要求；超过这个层面后，还有极少数人从科研活动中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即来自内心的召唤，以此实现对于超越的追求。* X1 k& s* Q5 u1 ~: C  f&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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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职业境界的提升需要诸多条件支撑，需要在漫长的文化熏陶下形成。科技发达国家由于文化中拥有传统的宗教因素，以及相对充足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符合社会分工要求的职业精神以及对于神圣使命的不懈追求。相比较而言，由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长期以来对于科技的投入一直偏低，大多数科研人员的收入状况还比较拮据，因此，科研职业也就沦落为谋生手段，这也是中国科技共同体职业境界比较低的最基本原因。再加上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对于超越的追求，导致共同体的境界地图很难出现对于神圣召唤与使命感这种高级伦理的积极呼应。; O# J) }: v2 A) G7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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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味埋怨中国科研人员职业境界不高，而不从根本上改善科研人员的生存状况于事无补。大多数科研人员还是要靠科研谋生的，中外概莫能外，只不过这种状况在中国尤甚而已，一旦突破某个束缚个人自由的阶段，科技共同体成员的职业境界很容易快速地从生计阶段上升到专业化阶段。也许，今天我们更应该谴责那些拥有大量科技资源，而不思自身肩负的使命与责任的家伙们，因为正是这些人代表了当下中国科技共同体的职业伦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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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是贵族的游戏，有感于博士退学2 ^+ J  D0 Q5 |2 l9 C
http://www.sosalary.com/bbs/thread-5383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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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科学产生于贵族子弟，
" C6 F1 d4 u6 |# {$ Y. h" k4 _; R5 O4 w他们可以有时间仰望星空，# V. }6 B9 m( S$ {
思考人生死来去，6 d6 N5 O/ t4 c( `3 c
有奴隶为他们打点衣食住行。; N1 v# Q- ]# x- [5 k
现代的科学起源于工业革命，
8 k1 l3 N, N% e" E3 J/ x7 u0 J大机器时代使国家富强，- p: L7 G  C2 T/ g& }
财富可以再分配用于探索星体和电子的左旋右转。
# l* W' a7 z) |( t2 Y耗资20亿美元的原子弹计划使美国可以用印刷机印出的一沓沓绿纸换来物美价廉的商品，
3 H, p5 a" K* }  W% ?支撑博士研究生每年2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7 W9 C( E1 }) @& F6 y# D5 g' }1 v( A
探索无聊的月球上的大坑和火星上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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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_" g3 O3 ?每个月不足2000元的博士们，
; q3 l& q- `. J, J$ ^8 t) O; L% |挤在不足20平米的宿舍里，' `9 k0 P5 X1 F2 t$ ]4 X
脑袋里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完美统一，
2 Z% K9 T9 F  y他们的女朋友和娇妻儿女们看着橱窗内玲珑的服饰却惦念的租来的房子还需要交几十块钱水电费和未来和现在的孩子还需要吃比三鹿好一点的奶粉。
& C( f$ U' @% @. m  K; b* {; P她们已经过了宁愿不吃也要穿的年轻。8 G# u" }$ b  t

1 l5 k1 s6 b) X" f2 Z3 u* m: V5 J30岁了不晓得这辈子能不能安静的工作和他们上学耗去的同样长度的青春年华。2 v9 [  `: H: ~0 n
是不是媒体在整天告诉你博士是证明你比别的个体更聪明的方式，
5 ^, d- j2 m  z, W5 Y是不是媒体告诉你名校的博士才是个人，
6 q4 m. f* z) V& t6 B" |) O' e一个精心设计的庞氏骗局，8 V1 {) d: s$ P. o5 ?
那些位处高地的精英就是一群麦道夫，
6 N: n; {4 u4 F经历学术风霜的博导们知道你在博士每个阶段的思想变动，
3 G! V) h% U6 x& l这不过是熬成婆婆后折磨俊俏媳妇的故技重施。
) }- B$ z, A" A& U3 i# ~' V# m昔日的本科同学三十岁也许有车有2套房资产超过百万，, D5 s+ z  ~5 @
而30岁的你是不是要等到50岁再给你的老婆买些表露青春漂亮的精美服饰。' P' ], |" w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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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不只是谋生手段2 N& U5 w' ~- U1 x. w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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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 A) u  G4 X! D5 T* b7 r
时间:2011年10月27日 09时09分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记者 赵永新  - C# u* N3 o% H- `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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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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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 y- w% j; n% |6 X5 ]7 N　　科研做得好，主要靠三点：机制、人才和文化，其中最具引领作用的是机制，特别是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1 b# X; _/ e8 ^. t" w' u2 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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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评价机制，使科学研究异化为争取项目和经费、维持自己工作的谋生手段，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来方向。0 i+ [3 p$ k. L) i/ ^

' z  n5 t" `1 o　　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迫使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同时也为有能力、有精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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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3 V1 T0 v4 Q( w+ x　　近年来，关于论文剽窃、成果造假、经费滥用、院士告院士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科技期刊论文数量世界前三的辉煌，掩不住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8年空缺的尴尬。$ _" `  k4 ^5 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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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界为何出现浮躁风气？大幅增长的科研经费为何难以产生国际一流的原创成果？科学怎样回归科学？! B% v: [; b% x9 o+ R" c# i

9 T4 Y% F1 j- H: m( ?　　日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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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4 i5 \9 r) u1 i% w) U　　不回避困难和风险，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p5 _5 s# A  e" K
　　科学家应该做什么样的科学？王晓东的理解是：不回避困难和风险，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那些能够获得原创性的原理性重要发现，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开拓和提供认知支持和新途径的科学问题。”( f: Q9 O# D- O8 \5 D3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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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从两位美国导师身上学到的科研理念和治学态度。”王晓东说。1991年从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博士毕业后，他师从Michael S.Brown和Joseph L.Goldstein做博士后，与他们一起相处了十四五年。这两位科学家因为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机理获得198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前者时年44岁，后者45岁。3 l/ \. i9 w9 @8 v2 }

+ X5 `5 V$ w- m/ u1 K7 }2 A& C　　对于科学家来讲，得了诺贝尔奖就意味着达到学术顶峰、功成名就，用不着在科研第一线继续身体力行的奋斗。但让王晓东意想不到的是，获奖后这两位导师依然一周至少有六天呆在实验室；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利用吃午餐的时间开工作会，每次一两个小时。“他们有无数出国的机会，但他们自己给自己规定：一年只出国一次。”' T/ ]& p6 S) y: P/ a

# o" l/ k" {8 c) e& g& _2 X2 a　　“获得诺奖后为何还心无旁骛，把全部精力用在科研上？原因有两个。”王晓东说，一个是这两位导师共同的价值取向。获诺奖后两个人坐下来仔细谈了一次，讨论“什么时候感觉最幸福”。最后他俩得出一致结论：不是被美国白宫和名人、富人们请去吃饭，也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演讲，而是做科学实验。“历经了无数次失败后，当你能从很粗的实验结果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愉悦是难以言传的。”, _" C; ~#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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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原因，就是要用自己的科学发现去解决实际问题。”王晓东说，两位导师认为，虽然他们得了诺奖，但并没有实现研究的最终目的，即如何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为心血管病患者解除痛苦。于是他们和默沙东公司合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研制出降低胆固醇的药物。“这个药卖得非常好，高峰时一年能卖3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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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T; W3 G3 T" {0 D( _　　“做新药的难度并不比做科研小，但我的导师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和路线是对的，困难再大、风险再高也要做下去！”王晓东说。' X; m1 ^7 E' i2 }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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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不难看出，研究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就要不怕困难、敢冒失败的风险，要有‘死了就死了’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对重大问题的长期积累的理解。”* d: T' L8 k+ s9 l( }% r2 Y; @+ E

$ f6 o, H# a9 Q2 u4 f　　现在一些科学家做研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多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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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n: s9 `　　自2003年回国创办北生所以来，王晓东对国内科研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国内的一些科学家不是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迎难而上，去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而是专门挑选那些自己能做、容易发论文的题目。谋生成为科研的主要目的。科研与经济之所以严重脱节，根源就在这里。”! U" [4 U, @; d7 Y

+ C* Y: K* j$ ~% z9 g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论文导向式”的研究？王晓东认为，这与现行评价体系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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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就像高考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科学评价，就会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他告诉记者，公开的透明的国际同行评估，自然就把标准定位在国际一流上，也可有效规避人情、关系等非科学因素，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科研经费已和国际看齐（甚至超过）的实验室，标准没有理由不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 I" ?! J# A0 [# m) F( t9 \/ f$ U

6 B* c, Y/ t1 r" q! v1 G　　王晓东说，反观国内，无论是在科研项目评审、结题验收，还是对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团队绩效评估，还是两院院士增选，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国内同行评价；每个领域的评委，基本上是以院士为主的同一批人；已经试行的少数国际评估，大多数属于走过场，最终说了算的还是国内的少数学术权威。最后往往只能看论文数量和所谓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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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2 u* H$ P# F　　“这样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科研人员必然会避重就轻、去难求易，不是去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问题，而专门挑选那些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为了多出论文、快出论文，就难免失之严谨。领衔科学家多热衷目标粗糙的大项目，这些大项目真正的科学因素很少，又缺乏科技攻关的硬指标。这样不仅出不了原创性的重大成果、与国际上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使科学研究异化为争取项目和经费、维持自己工作的谋生手段，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来方向，与创造国际一流成果、解决战略需求，和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下一代科学家的国家目标背道而驰。”" t! ]* w" p0 M# ^

) L' z! {: R( o( W/ i0 T　　“中国本来就是人情社会，国内小圈子的评价更为拉关系、托人情创造了可乘之机，使得潜规则盛行，学术腐败屡禁不止。”0 G$ C6 Z) }. J! [0 _

4 n* ~/ Q( u& u: P8 G5 l- K0 o. o　　科学界应实行严格的淘汰制，能者上、庸者下4 b6 f4 `1 L3 F1 Y7 D9 t1 `
　　在美国学习、工作18年，给王晓东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毫不含糊的淘汰机制。据他介绍，美国生命科学研究水平最高的Haward Hughes研究所的实验室，每五年搞一次绩效评估，每次约有20%的科学家，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得主，因为通不过评估而走人。“我肯定多数人认为自己不应通不过评估，但也并没有谁哭爹喊娘、赖着不走的，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契约精神：我没这个本事，就不该占这个资源丰厚的位置、享受这份待遇。没有这种契约精神，科学家的待遇和支持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大幅提高。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科学家群体的支持和待遇不能和国际一流看齐，中国的科学也不可能全面、长期地达到与世界一流比肩并引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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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东说，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迫使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同时也为有能力、有精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使美国的科研队伍始终保持合理的结构和旺盛的活力，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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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汰制是科研规律的必然要求。”王晓东认为，科学研究既是紧张的脑力劳动，也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儿”（不需要做实验的纯理论研究可能要好一些），科学家不仅需要发达的智力，还要有充沛的体力。从历届诺贝尔奖得主来看，他们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是在25岁至45岁之间取得的。“搞科研固然不是越年轻越好，但绝不是越老越好。在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今天，就更不能论资排辈，搞铁饭碗甚至是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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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东说，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破铁饭碗，实行公平竞争、严格淘汰，但目前铁饭碗在绝大多数国家级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打破，许多地方还在搞终身制，退休了也要享受待遇。“这样就导致有能力做研究的年轻人拿不到经费，没有能力的反而拥有很多资源。有些掌握资源的人自己做不了研究，就把项目转包给年轻人去做，有了成果全算他的。这样年轻科研人员只能打工，难有出头之日。让有能力的年轻人有公开的渠道获得与其学术能力相匹配的科研资源，是科研体制健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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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认为科学研究和体育比赛没有本质的区别。科技界应该也像体育界那样，公平竞争、严格淘汰。”王晓东说，“如果你入选了国家队，享受国家队的待遇，就应该全力打拼，代表国家去比赛、拿奖牌。如果实践证明你本事不行，就该主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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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d6 F; T5 O% m# Q" q: d　　王晓东说，淘汰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但如果不实行淘汰制，对有能力的年轻人和全社会来说，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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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Z9 E. o# u　　“科研做得好，主要靠三点：机制、人才和文化，其中最具引领作用的是机制，特别是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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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h$ Q, r  r4 B　　王晓东说，只有我们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并根据评价成果实行严格淘汰，才能吸引、鼓励更多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回归科学，潜心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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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国年轻科学家大多处于谋生阶段

$ A3 a, V2 ]: A; z6 R: Y3 J0 @$ ?2011-06-03 08:59:30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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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科技现状而言，国家对科技进步的需求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似乎更加迫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国家安全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等，未来的发展无一不有赖于科技的进步。但现实中，中国科技界的创新状态并不尽如人意，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体、机构乃至大部队，大多处于谋生阶段，圆梦之旅刚刚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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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科技水平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评价导向偏离、学术管理行政化、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仍未完全改善，对科技管理体制的讨论也日渐升温。本报走访一线研究人员和科技管理者，试图深入探讨科技体制尚未完全理顺的症结所在，以及进一步改革应如何入手、如何有效实施等问题。是为开篇。* j2 F$ l. A6 h, s& t$ s2 `! J

' A( w( O: g/ \  p/ g　　“科学是贵族的游戏。”一位多年从事科技外交的科技管理者说。言外之意，从事科学活动的人若开展创新活动，前提是不能有衣食住行之忧。0 |* }+ X3 R" k) o3 V/ y4 }+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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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科技现状而言，国家对科技进步的需求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似乎更加迫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国家安全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等，未来的发展无一不有赖于科技的进步。但现实中，中国科技界的创新状态并不尽如人意，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体、机构乃至大部队，大多处于谋生阶段，圆梦之旅刚刚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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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 兴趣爱好兼顾生活质量
9 w" n3 U- N& q7 d! t; F$ E( _　　从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毕业后，李铭（化名）去了一家著名企业，收入比同龄人高出数倍。3年后，他回自动化所做助理研究员，收入降低了不少。“如果纯粹为了过日子，可以随便找到薪水比做研究高很多的工作，但总归难以割舍自己的科学情结，所以回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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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 U0 l9 r0 U* ]8 L　　中科院自动化所提供给他的待遇，若想在北京买房实际上也很困难，现在他租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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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涛（化名），中科院过程所副研究员，博士毕业后继续跟随导师做材料化学分析，每月工资8000元左右。“既然读了博士，对自己的专业自然是有兴趣的，但现在做研究仍处于谋生阶段，并没有自己的课题。”他说。! i' K: f8 S& ]. K) S8 U# m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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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科研机构里，大量的研究工作由李铭、周涛这样的助研或副研完成。他们在研究员的课题组里帮助研究员带硕士或者博士，在最前沿开展具体科学或技术问题的探讨。他们不是“百人计划”，更不是“千人计划”，每月住房补助约1000元。因为没有住房，现阶段做科研主要为了谋生，但也算兼顾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基本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所开展的项目是研究员指定的方向，不全是自己真正有兴趣的科学问题。6 P8 K' ]& C7 z%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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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研机构，研究员与副研和助研显然不同。研究员有自己选定或申请的目标课题，95%以上是海归。他们之所以回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百人计划”或“千人计划”启动经费的支持下，可以组建自己的队伍，搭建自己的平台，开展自己有兴趣的科研活动。对于他们，筹措经费的困难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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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1 l' s' a7 C7 B( z3 V2 R8 M　　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来，国家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他们除了可以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教育部等不同部门争取研究经费之外，还可以从地方政府或企业争取横向经费。尽管不可能每次申请都能成功，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努力，经费基本不用发愁。他们愁的是要在发表SCI文章的同时，作出更理想的研究成果。! h8 k  \' ~/ d( D( k, ?

0 h# V9 ^, X3 r5 H3 K2 Q　　他们是目前中国科研机构中的挑大梁者，是主力科学家。他们都有在国外科研机构开展工作的经历，了解科学前沿，也懂得如何进行有效的研究，更知道怎样才能发表高水平论文。但他们现在只有1/3或稍多点的时间在科研一线，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或空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组织九三学社对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应付课题检查、各类评奖申请，占去大量时间；项目申报检查程序过于烦琐，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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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研究经费不成问题，但拿到项目、争取经费仍然是主力科学家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科研经费多多益善，因为这是扩大队伍、把事情做大的基本前提。, D9 [4 `# B& n( i2 l* z

; k" ^3 l$ _& G- H& D. M- _　　对于他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现阶段中国而言，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为了工资和饭碗而必须有一份工作，以期解决家庭的基本生活问题，或者使物质生活更美好。即便是海归，例外的也不多。近年来，中国实施“百人计划”等引进大批人员，提高了整体科研水平，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以生存为第一目的。  H$ o! n' E# f5 V1 k! C

5 g4 `4 k- c$ m5 X2 M; c3 C　　杨星科说：“因为与他们讨论回国问题时，必先谈条件。这些条件不仅仅是科研条件，还有太太的工作问题、孩子上学的安排等等。很少有人提出，只须保证科研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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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博士生被问及为何考研时，有80%的学生回答‘为了找工作’，而非为了科学。很少有学生是因为对科学事业的追求而选择读博士。”杨星科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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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西方，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第一目的并不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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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3 d5 f. x0 n" a) D) w　　杨星科反问：开展科学活动，若没有科学价值观，而是以生存为第一目的，其创造性如何发挥？他认为，在科研队伍中，如果超过1/3的人都在为生存而做科研，动力显然不足。3 x7 [+ g* Q& p6 P, a2 Z* `8 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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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深入这些机构，负责人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压力很大。! t+ d) c; u' Z/ q* N9 X$ a5 X

3 _7 F; b% t& x. g1 K9 \　　对于新引进的人才，并非每一位研究员年年都能出新成果。“每到年底，我们会召集业务骨干，讨论如何写年终总结，如何描述团队的‘创新成就’。这些内容，只是为了应对上面的考核和检查，与研究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每个小组的进展肯定不一样，有的需要很多年才能有一些进展，有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可能出现好的结果。但考核每年都有，研究所要帮助研究小组过考核关，找出几条让人听起来感觉不错的内容。自然，这些内容也会纳入研究所向上级汇报的内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所所长说。! B1 w% n+ S& {# R0 B* a5 ], D

9 ~/ k  O/ H- V　　考量研究所的指标有哪些？除了人们熟悉的论文数量及其影响因子外，还有专利、合作研究项目、争取的科研经费等等，而且经费分为系统内和系统外，得分并不一样，但都在计算之列。最后，总分共计，体现其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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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领导说：“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上级管理部门就这样考核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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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s* ]1 K% `　　他还介绍，有很聪明的课题负责人，在申请项目时就会讨论，预报好一年或几年后基本应对未来考核的指标或者所谓的“创新成就”。他们的事先预计，有的结果还真不会有太大偏差。  d5 o0 e9 F" O" I8 y# L

- W& y7 _+ M" u　　“在我们所，有的课题组如果争取到足够项目和经费，研究员会瞄准重大科学问题，让学生一点点探究，同时会部署一些短期内就能写出文章的课题。此外，若有机会和能力，还会部署一些很快能在市场上见到经济效益的课题。这样，既能在预定时间内向有关部门交账，也能在未来某个节点上获得突破，同时不耽误自己在经济上更上一层楼。因此，有研究者在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的同时，也能建立起高科技公司。当然，一切会遵循法律法规。”他补充说。  I7 N! S& ]% s! O3 I0 L

, u% I$ l, i; {! ^! e  v　　就科研机构而言，领导的压力还不止这些，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国内或国际同类型研究机构的竞争。" n& z) n1 U8 N. Q!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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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准备招进的一位海归，谈好了来所里任职，结果他回国转了一圈，有另外一家机构给他提供了更好的待遇。除了承诺给他生活补助外，还能提供更多的科研平台和建设资金。一个优秀的人才，可以推进一个学科的发展。可我们经常没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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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F9 S# y% U! T　　这位所长诉苦道：“如果我们吸引不了高水平的人才，不能组织更好的队伍，自然也不能建设更先进的研究平台，研究所过去的优势就会慢慢消失。现在科技发展速度很快，不论哪个领域，其变化速度不易预料，有的领域几个月就会出现新成果。若某些研究同时起步，不能争取快速出成果，就被甩下了。如果人家先发表了文章，你不论实验多快，即便论文写作没有跟上，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也失去了价值。课题组长们心里根本不敢松懈，每天都尽可能阅读最新的专业杂志。” . Y1 C- t5 X: c  p( i, P9 }

0 d- @' G' w7 T3 r- ~" y　　除了研究工作需要快速推进外，研究所离退休人员也经常会来找领导。2 |: k* p7 E: d' |0 m8 l7 z. n& l5 h4 _,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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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国家政策上给离退休人员涨工资开了些口子，他们过去对研究所也确实有贡献。但国家财政预算中，每一笔钱都有用途，并没有给研究所提供这笔给老人提高待遇的钱。怎么办？我们很为难，不知道从哪里找钱来弥补这个缺口。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会每天坐在你办公室谈话，你什么也干不了。”  B0 }" K% L" ]) T%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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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应对各种局面的同时，有些机构的研究人员会自发性组织起来采取一致行动，瞄准某个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如在中科院微生物所，有若干研究人员同时在不同角度围绕T细胞工作，希望从免疫学角度弄清癌症形成机理；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也有若干研究小组在不同点位围绕肝炎展开研究，期待摘除中国肝炎大国的帽子。毕竟，作为科学人，他们渴望实现美丽的科学梦想。' b" ^8 o; {0 [8 p& }& ^9 ~* C' ]

$ {; a4 ?' Z+ u8 y- X7 m9 K: H　　国家态势：管理政策迷茫但科研能力迅速增强
! v! M: b9 B. y! x% c　　基于种种诉求，中国科学在政府层面得到了高度重视，具体表现在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有很多科学家和管理者甚至说：“现在做科学，钱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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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X7 T% {8 z6 i+ D　　国家对科学的管理，更多表现出长官意志和浓厚的行政色彩。对于这种管理方式，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课题组给予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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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表示，科技管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的绩效管理；二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但在中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两种不同功能的管理严重失衡，表现在政府管理的强势与科学共同体管理的弱势，并且政府管理的强势并非表现在绩效管理方面，而是替代科学共同体的管理。这是一种政府管理上的“错位”现象。% {! \5 \9 t9 D. ^+ p

9 y& L8 c( h- }2 [- I& O/ X　　其结果，是政府对科学的管理迷失在掌控项目的深渊里，而非制定有效政策和措施推进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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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仍有问题的管理体制，科研工作者呼吁改革管理体制的同时，更多地在思索如何解决国家或科学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他们懂得，若想立足科学谋生，必须首先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必须作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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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中科院领导近日介绍，经过实施13年的知识创新工程，在国家的支持下，中科院进行了一次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主要做了3件事：对科研队伍进行了重组，改变了由“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局面；对科研平台、科学家办公条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对科研布局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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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未来10年，中科院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现有基础上，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建立先导性科技专项，继续发挥中科院在国家的引领作用；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建立不同类型的交叉科学中心，以期作出重大科技成果，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撑。” + L7 P" w: t  }) A, W4 _) Z

  `8 P! _5 s6 Q9 |$ `5 m+ I  q　　对此，中科院基因组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杨卫平发表文章指出，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对真理的热爱；对功利的追求会诱惑我们减少必要的认知成本，进而损害理性实证的复杂过程；对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们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从于权威和权贵。  f* F( Q7 J7 ?: g( [! x. S6 K

/ D/ F( h" F: ]) }4 X( T　　科研机构：招新人顾老人暗中瞄准大目标
0 l7 q/ G( k2 c8 L6 B　　“科学、民主、爱国、奉献”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主题词；“志存高远，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务实创新”是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的要求；“国家的声学所，国际的科学家”是中科院声学所的奋斗目标；“敬业、团结、求实、创新”是中科院过程研究所勉励同仁的口号……$ @4 g3 |, F) O, N"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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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不论走进哪一家中国科研机构，都能看到很好的科学理念树立在门前或大厅最醒目的地方。这让人们首先产生一种感觉：这里有一批虔诚的科学寻梦人。

maoma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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