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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也叫替代疗法,是由西方国家划定的常规西医治疗以外的补充疗法。按照西方的习惯,替代医学包括了冥想疗法、催眠疗法、顺势疗法、按摩疗法、香味疗法、维生素疗法等,传统的草药和针灸也归在其中。
20世纪70年代后,一种重新起用古医学的“自然疗法”在西方悄然兴起,后又发展迅速,但由于大半个世纪的告别,老医生早就死绝,大多数疗法也失传。西方人开始把眼光瞄向了传统医学保持比较好的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中国的中医中药。以至于近年来,到中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数量一直占据首位。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到2005年,中国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54700余名中医药人才。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建立3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培训了36000余名中医药专业技术人才。
目前各国都十分重视替代医学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许多大学医学院都设立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而针灸和中医在西方医学被归入替代医学范畴,并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针灸在替代医学疗法中占第二位(23%),仅次于冥想疗法(34%),而草药疗法占12%,居第5位。
而且AIDS病人接受传统医学疗法的比例也很大。接受按摩治疗达:54%,针灸疗法:48%,可见传统医学疗法在西方有一定的市场。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替代医学”一向不被重视,被归为“另类”。但这些治疗方法却越来越受到群众欢迎。据美国有关人士调查,美国有60%以上的成年人试用过“替代医学”。但据另一项调查,美国用过“替代医学”的只占美国成人的16%。无论如何,现实驱使美国卫生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属下设立了一个非主流医学办公室,后转为辅助和“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近5年的研究预算以每年50%~100%的速度增长,2001年预算将达1亿美元,并在全国设立了16个研究中心,分别从事有关“替代医学”的专项研究。1997年11月,美国国立卫生院亲自出面召开了关于针灸的听证会,邀请中国的韩济生院士等三位学者参加,韩院士应邀在该次大会上作“针刺镇痛原理”的大会报告。会议对针灸治疗疼痛和恶心呕吐等的疗效加以充分肯定,并指出要加强对针灸原理和应用的研究。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9年亲自下令设立四人顾问委员会,对“替代医学”进行政策性研究,要求2001年6月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报告,供政府和国会立法参考。美国这些举动不仅受到本国朝野的欢迎,也受到西方其他国家的关注。英国对“替代医学”的态度一向是听其自然,任何人只要说“我是针灸医师”就可以开业扎针,每次收费大约25英镑,其他如按摩、骨伤整治等也如此。实际上是缺乏管理。但由于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差,候诊时间太长,所以人们习惯于自费求医。据统计,全国“替代医学”年消费总数达16亿英镑。查尔斯王子本人比较重视非主流医疗的作用,他早在1982年就提倡关注“替代医学”。他认为,英国应该学习美国,有一个类似于辅助和“替代医学”研究中心的机构,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这一重要活动;他特别提倡主流医学与“替代医学”要互相主动配合,共同为病人服务。从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院主持召开针灸法听证会,到1999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市召开第五届国际脑科学大会首次设立“针灸”专题报告会,以及同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定19人组成“替代医学”委员会,至2001年由英国查尔斯王子发起在伦敦召开“整合医学”会议,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医药、针灸等“替代医学”正日益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正在逐渐走向与目前的西方主流医学相汇合,而形成统一的“整合医学”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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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医学和常规医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替代医学这一个词实际上代表了一大堆混杂的理论与实践,如顺势疗法,治疗性的按摩,想象和草药,它们有哪些共同点?Eisenberg等认为:替代医学(现在称辅助医学)即没有在美国的医学院广泛传授或者一般的医院不提供的治疗方法。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特别是一些替代疗法进入了医学的主流,医学院开始传授替代疗法,有的医院和保健机构提供这些治疗,有的州立法要求健康保险包括它们,替代疗法成为了一个巨大而发展迅速的工业,吸引了一些大的制药公司的参与。
我们认为替代医学与常规医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没有经过科学验证,而它们的鼓吹者拒绝这种验证,所谓验证,就是提出严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符合FDA的要求,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专业杂志上受到同行的评议。当然,许多的治疗没有受到严格的检验,但科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改进的失误。与此相对照的是,许多替代疗法的鼓吹者认为,科学方法对于这些疗法不适用,他们依赖的是个案和理论。
1992年国会在国立卫生研究院成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到目前为止,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替代医学办公室1993年资助了30项替代医学研究,其中有28项发表了最终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登载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上在线数据库中,在这些研究被批准6年后,搜素medline发现只有9项发表了研究论文,其中5项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两种没有被Countway Library of Medicine's collection收录的杂志上,另外4项因为不是临床对照试验而无法得出任何有关其疗效的结论。
可能会有一些争辩说常规医学也依赖于个案,它们被作为病例报道发表在专业杂志上,但是这些病例报道与替代医学的个案不同,如果我们的杂志要采用这样一篇文章,比如说,一个胰腺癌患者吃了大黄康复了,我们会要求提供患者病情的资料,还要求提供其他吃了大黄但没有康复的患者的资料,我们还会建议对其他的患者也进行试验,如果对这些问题有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会同意这个文章发表,但仅作为病例报道,而不是宣布一种疗法,仅仅是提出一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假设,相反,替代疗法的个案(通常发表在书籍和面向大众的杂志上)往往缺少这些资料,并自认为足以支持其疗法。
替代疗法的不同还在于其思想体系完全无视生物学机制,贬低现代科学,声称自己是古代的实践和“自然疗法”(这使它们看起来比常规医学更为有效而且更少毒性)因此,草药或者多种草药的混合物比实验室分离出来的活性物质更为优越,一些愈合的方法如顺势疗法和治疗性的按摩受到狂热的吹捧而不管其根本缺少有效性的临床证据,那些与基本科学原理相违背的想法,显然需要更多的证据,而不是更少。
所有替代疗法中最为流行的就是草药,直到20世纪,所有药物均为植物,有的通过试错发现是有用的,比如,毛地黄治疗水肿,罂粟治疗疼痛、咳嗽和腹泻,金鸡纳树皮治疗发烧,但植物治疗成功的代价是巨大的,用植物治疗的指征是模糊的,由于活性成分的含量不清楚因此使用的剂量是武断的,更为严重的是,很多的治疗根本无效,有的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判断一个疗法是有效、无效还是有害仅仅依靠一些口传的个案。
医学科学在20世纪的快速发展给这一切带来了改观,先进的化学与制药方法使我们可以分离和鉴定植物中的活性成分并加以研究,从毛地黄中提取了洋地黄,从罂粟中提取了吗啡,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了奎宁,而且,一旦了解了其化学结构,就可以合成其相关的分子,产生我们所更为需要的性质,比如,由于青霉菌污染了培养的细菌而偶然发现了青霉素,分离和鉴定青霉素使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一系列相关的抗生素,使它们具有不同的抗菌谱。
强有力的流行病学方法使我们可以检验潜在的治疗方法,特别要指出的是,随机的、对照的临床实验使得实验者可以精确地研究某一项治疗的指征、有效性、安全性和剂量效应。我们不再依赖于试错法和个案,我们学会了在得出关于某项、治疗的结论之前先去寻求统计学上可靠的证据,没有这些证据,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不会批准这些药物上市。
这些科学进展成就辉煌,例如,用阿司匹林、肝素、溶血栓剂和beta-胆碱能受体抑制剂治疗心肌梗塞大大减少了死亡率,核苷酸类似物的混合物和蛋白酶抑制剂可以减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艾滋病的发生,抗生素可以治疗溃疡,细胞毒性药物可以治愈大部分儿童白血病,在本世纪,我们开发和实验了针对灾难性的流行病的疫苗,包括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乙肝、部分的脑膜炎、葡萄球菌性肺炎,还有针对其它疾病的大量抗生素。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提高了10年以上,一方面是由于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过严格检验的医学的进步。其他的国家有些落后,但随着医学科学的传播,只要这些国家可以负担起这些医疗,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好处。
目前由于对替代疗法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看到一些回复到非理性的医学实践,尽管医学科学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探讨导致这样一种状况的原因不是这篇社论的议题,但是,常规医学仓促的、非个人化的、以及对于某些危及生命的疾病的粗糙的治疗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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